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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作者：朱兆一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进入9月，中东安全格局似乎又被实质性改写。 在加沙地带的最大城市中心，“世界末日般的景象”正在展开。自9月中旬以来，在空军的支援下，以色列步兵、坦克和炮兵从两个方向“夹击”加沙市中心，迫使数十万居民逃离。--> 而在国际社会，两天时间里，共计10个国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9月21日，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葡萄牙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次日，法国、摩纳哥、比利时、卢森堡、马耳他、安道尔也宣布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至此，联合国193个会员国中，已有157国承认巴勒斯坦国。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近期拟向相关国家领导人提出加沙和平与战后治理的方案，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等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会出席相关会议。 此前，在以色列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一处民宅后，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以下简称“海合会”)牵头召开紧急峰会，各成员国展现出唇齿相依的姿态。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显示，海合会决定启动集体防务机制，授权其联合军事指挥部“采取必要措施”来激活共同防御体系，加强海湾威慑力量。这标志着中东地区正出现数十年来最严肃的一次安全一体化尝试：海湾国家准备抱团构筑自主防务体系，不再一味仰赖外部保护。 酝酿第三次“集体亮剑” 9月上旬，以色列空军突然将战火延伸至海湾国家卡塔尔，动用15架F-35I战机突袭了多哈的一处民宅，声称目标是哈马斯谈判代表。这次行动造成包括哈马斯官员在内的多名人员伤亡。 这是近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首次对一个海湾阿拉伯国家领土发动打击，严重侵犯了卡塔尔的主权。卡塔尔埃米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强烈谴责，称这是一场对卡塔尔主权的“懦弱且卑劣的袭击”。卡塔尔外交部亦严厉指责以方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破坏地区和平努力。 卡塔尔一直是斡旋加沙停火的重要调停方，此番遭空袭无疑对正在进行的停火谈判造成了沉重打击。这场空袭发生后，海湾阿拉伯国家迅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姿态。 在海合会紧急峰会上，海湾国家在强硬谴责以色列的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传统盟友美国的不作为。海合会峰会声明虽然没有直接宣布对以色列实施经济或外交报复，如中止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地区舆论已聚焦一个尖锐命题：美国主导的“安全保护伞”还可靠吗？ 根据早在2000年达成的一项防务协议，海合会内部实际上建立了“一个成员国遭袭即视同对全体成员侵袭”的原则。这一集体防御条款迄今仅有两次被真正动用，分别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干预巴林动乱。如今面对以色列的挑衅，海湾国家正酝酿第三次“集体亮剑”。 有迹象表明，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始思考摆脱对美国安全依赖的可能性。据媒体披露，一些情报报告称美国事先已获知以色列将空袭多哈，却默认行动发生，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防空系统也在事发时“保持静默”。华盛顿对盟友安全关切的漠视与摇摆，倒逼海湾国家另寻出路。一位该区域外交人士毫不讳言地表示：“美国长期承诺的安全保护，如今看起来像是海市蜃楼。” 海湾三国“抱团” 此次危机中，沙特、卡塔尔、阿联酋三国作为区域大国，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首先是沙特，作为海合会“领头羊”，沙特一直仰赖美国安全伞，并一度有意在美斡旋下与以色列实现历史性关系正常化。但加沙战火燃起后，沙特不得不暂缓了与以色列的接触步伐。如今卡塔尔首都多哈遭袭，更让沙特意识到以色列现政府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正威胁地区稳定，这种情况下再谈和解无异于缘木求鱼。因此，沙特迅速调整立场，转而把精力投向区域团结，对以色列的轻举妄动予以坚决回击。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近期一改此前谨慎姿态，密集与卡塔尔和埃及等国领导人沟通，共商地区安全新框架。据悉，沙特在海合会紧急峰会上不仅支持卡塔尔的主权立场，还提出应加速打造地区防空和导弹防御网络，以应对任何域外力量的侵犯。可以说，沙特正从“谋求美以保障”转向“牵头阿拉伯自保”，角色转型明显。 其次是阿联酋。阿联酋是2020年《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国之一，曾被视作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政策松动的风向标。然而，以色列对卡塔尔的突袭让阿联酋感到难堪和愤怒。作为首批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阿联酋原以为这种关系能带来安全红利，至少以方会顾及彼此友好不做出危害地区安全的举动。但这次空袭事件无疑动摇了这种信心。正如阿联酋外交部声明所言，以方行动对地区安全造成了“公然且懦弱的破坏”。 阿联酋被迫重新评估与以色列的关系走向，一方面冻结了部分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项目，如情报交流和军工采购，另一方面加紧与沙特、卡塔尔协调立场，强调海湾内部安全合作优先于对以关系。可以预见，阿联酋将更加趋向于安全伙伴多元化，例如加强与其他大国的防务协作，以减少对美以的单一路径依赖。阿联酋从“美以盟友”再度回归“阿拉伯阵营”，态度转变耐人寻味。 最后是卡塔尔。这个曾一度被海湾兄弟孤立的中东小国，因为空袭事件成为团结阿拉伯世界的焦点。2017年至2021年，卡塔尔曾深陷与沙特、阿联酋等邻国的断交风波。然而，面对以色列凌空一击，海湾诸国迅速搁置嫌隙，与卡塔尔站在一起。 卡塔尔一贯奉行独立外交，积极斡旋地区冲突，是哈马斯与以色列间少数可以沟通的渠道之一。以色列此番发动空袭，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其对卡塔尔立场的不满，甚至视为眼中钉。但这一行为适得其反，卡塔尔不仅没有在压力下退缩，反而成功地从“被孤立者”转变为“被团结者”，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反而得到提升。在卡塔尔的推动下，海合会启动联合防务机制正是具体成果之一。 埃及被逼调整战略方向 作为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和传统军事强国，埃及在此次风波中的态度转变也值得关注。自1979年与以色列签署和平协议以来，历届埃及政府在公开场合对以色列多持谨慎克制态度。然而，多哈袭击显然触动了埃及的战略底线。 在海合会紧急峰会上，埃及总统塞西一反常态，公开措辞强硬地将以色列描述为“敌人”。这是他2014年上台以来首次如此直言不讳地指责以色列。塞西警告称，以色列当前的政策正在“侵蚀任何新和平协议的机会，甚至可能使现有和平条约流产”。他特别提到，以色列若继续企图将巴勒斯坦人强行逐出家园、迁往邻国，会严重威胁埃及国家安全。 事实上，这一轮加沙冲突爆发两年来，埃及一直担心以色列意图借冲突之机将大批加沙难民推进西奈半岛，变相将问题转嫁给埃及。如今以色列领导层公然表示，不惜在第三国消灭哈马斯人员，“不论他们藏身何处”，这让开罗更加警觉。埃及境内同样有哈马斯政治办事处和人员活动，以色列会否铤而走险在埃及发动袭击，这些都让埃及倍感自身安全受到直接威胁。 除了对以色列可能进入埃及本土继续跨境打击哈马斯的担忧以外，加沙战场呈现出明显的“先去居民化—再接管”态势，也让埃及坐立不安。以色列一边宣布攻入加沙城展开地面清剿，一边在萨拉赫丁路开设48小时临时撤离通道，要求北部约百万居民整体南撤。与此同时，以色列释放“达成停火可暂停军事行动”的信号，实质是在“强制位移—军事占控—再治理”的路径上加速推进。换言之，即便背负巨大外交代价，以色列也在推动让加沙变成“无居民的安全缓冲带”，再按以色列的秩序接管。而在埃及看来，驱赶加沙居民的本质就是要让埃及强制接收所有难民，这是他们完全不可接受的。 在国际社会，以色列的做法也备受质疑。联合国独立调查委员会近期称，“有合理理由”认定，以方在加沙触犯《灭绝种族罪公约》所列四项行为：大规模杀害、造成严重身心伤害、施加足以导致族群毁灭的生活条件，以及阻止生育。相关报告还指认以色列高层存在“灭绝意图”，证据包括切断水电燃料、阻止婴儿配方奶进入、对举白旗平民与医护记者的攻击等。以色列与其盟友虽然坚决否认，但随着军事推进与“去居民化”叠加发生，“治安式占领”一步步走向既成现实。这不仅加速以色列在外交上的孤立，也在倒逼中东安全架构从“外部庇护”转向“地区自主”。 面对新形势，埃及迅速调整战略，转而主动谋划地区集体安全框架。早在数年前埃及就提出过建立“阿拉伯联合军”的构想，但因各方分歧而搁浅。这次塞西在海合会峰会上再次倡议以开罗为总部组建“阿拉伯版北约”，希望联合阿拉伯乃至伊斯兰国家的军事力量，共同应对以色列等对地区的“新威胁”。消息人士称，埃及方面提议的联盟架构包括常设的联合指挥部、定期联合军演以及共享情报、安全技术等机制。 这一设想得到了一些地区重要国家的积极呼应。不同国家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比如伊朗更多是借机号召反美反以阵线，而土耳其则希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重新取得影响力。但总体而言，埃及的立场转变标志着一个重要信号：即便是曾与以色列和平相处数十年的国家，如今也不得不重新审视以色列带来的现实威胁，并相应调整战略方向。 中东安全新秩序现端倪 此次海合会紧急峰会通过的组建联合防务联盟提案，可能成为数十年来中东地区最重大的安全架构转型起点。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自主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愿望由来已久：从20世纪冷战时期的联合防御条约，到近年美国倡议的“中东战略联盟”(俗称“阿拉伯版北约”)，类似理念几经提出却始终未能落地。一方面，阿拉伯国家内部历来存在诸多分歧，安全关切各有侧重；另一方面，大国的介入和博弈也使得地区国家难以真正自主联合。此次促成阿拉伯世界空前团结的直接原因，在于以色列的冒险行动触碰了几乎所有地区国家的底线。不论是海湾君主国还是位于北非的埃及，乃至近些年一度尝试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的国家，如今都感受到现实威胁近在咫尺。 近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强硬右翼政府采取的种种动作，日益让阿拉伯国家认识到，原先寄望通过妥协换和平的思路可能行不通了。同时，美国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角色表现更令盟友心寒，不仅未提前制止以色列对卡塔尔动武，事后也缺乏强有力的干预和谴责。 当然，“中东版北约”的打造并非一蹴而就。首先，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内部仍存在战略利益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国家过去将伊朗视为主要威胁，而现在更多国家把以色列看作更紧迫的安全挑战，两种认知未必完全相容。例如，沙特和阿联酋近期虽然与伊朗缓和了关系，但并不等于对伊朗彻底放心；而伊朗虽然支持反以联盟，却也有自身议程。 其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也是一道关卡。美国不太可能坐视其主导多年的中东安全体系被一个不受自己控制的新联盟取代，在阿拉伯国家组建独立防务联盟进程中很可能会从中作梗，或者施加政治经济压力，以分化联盟。一些高度依赖美国武器装备和训练的海湾国家，在与美国决裂的问题上更是踟蹰不前。 再次，联盟内部的领导权之争亦需妥善平衡：埃及、沙特作为区域大国都希望主导安全事务，而其他中小国家也担心自身声音被淹没。 尽管困难重重，但中东地区酝酿自主安全架构的趋势如今愈发明显。一场突如其来的多哈空袭，仿佛敲响了旧有秩序的警钟。当美国的承诺不再令盟友安心，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地区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携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安全屋顶”。目前来看，中东版“北约”是否会真正诞生尚需时间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中东主导安全的时代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属于中东地区的安全新秩序已现端倪。 (作者系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付子豪】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静 发于2025.9.29总第1206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1935年年底，一个冬日的下午，林徽因已经在梁思成的办公室连续工作三个小时。那一年，她和梁思成在山东曲阜考察了孔庙建筑群，并沿胶济铁路途经历城、章丘、临淄、益都等11个县，寻找散落山涧旷野的“文化瑰宝”。归来后，有大量案头工作。此刻，里间只有她一个人，窗户正好可以俯瞰天安门的院子。 “现在是五点三十分。夜幕开始降临，宛如一只银色的飞鸟。整座庭院一片青白，好似落了雪。”这是林徽因眼中，冬日的北平，但是风物的静美无法拂去心头的忧愁，工作间隙，她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写了一封信：“正清，你看，如此美好的景物呈现在我眼前，我内心却感到强烈的不适与厌倦，喉咙尤其沉重，仿佛被一团东西噎住，令我窒息。”--> 在东北大学建筑系任教时经历过“九一八事变”的林徽因，又在1935年目睹“华北事变”，巨变迫近，她的心没法不沉痛。此后的十几年，她在战乱、贫病和一路的撤退逃难中，把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感、所忧尽数写入信件，倾吐给美国的挚友费慰梅、费正清夫妇。尤其费慰梅，是林徽因一生的密友。 后世的文艺作品，惯于津津乐道她少女时期的美貌、才情和感情逸事，事实上，颠沛流离是林徽因短暂人生的主要内容。 在她离世七十载后，今年7月，林徽因的这批英文书信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以中英文对照形式收录于《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一九三五—一九四〇)》。 “她肯定不是什么女神” 翻开书信的影印版，于葵耐心辨认着一行行潦草的手写体英文，有些信纸非常小，字只能更小，密密麻麻挤在一起，写不下了画个箭头，又挂到最上面；有些在正文边栏或空白处找块地方，又挨挨挤挤写好几行；还有些不是信纸，纸张质量不好，字迹难以辨认。“抗战时期条件艰苦，纸张宝贵要节省着用，现在誊录就很困难，翻译更考验水平，需要熟悉林徽因的文体，忠实她的语境。”该书编著者、林徽因的外孙女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以目前仅出版了书信中1935—1940年的部分，1941—1948年的书信亦将后续出版。 横跨十几年的书信信息量很大，不仅详细记录了中年林徽因的人际交往、家庭生活、思想观念和家国情怀，也以林徽因的个人视角，呈现了她所处时代的社会面貌、重大事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存和思想状况。这些通信，都被费氏夫妇细心珍藏，哪怕经历诸多离乱，见证许多更迭。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后，他们把数百封信件的影印版分别交给林徽因的孩子梁再冰和梁从诫。 20世纪90年代，梁从诫曾经撰写了介绍林徽因的文章并在选编《林徽因文集》时摘用过其中的一部分信件。梁再冰曾于林徽因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之际，第一次提笔为母亲撰写文章《我的妈妈林徽因》。“平日里妈妈梁再冰不常提及自己的家世——外公梁思成忠告她‘最难为名父子’，鼓励孩子自食其力。”于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记得，在外婆去世数年后，太婆(林徽因的母亲何雪媛)托人送来一只皮箱，里面装着外公外婆的老照片和日记、手稿。幼时，这些内容多被斥为“四旧”，也没人懂这些资料的珍贵，但外婆那秀丽的面容、优雅的四合院院落、典雅的服饰，以及书写在照片旁边娟秀的小楷字，一幅幅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中。年岁渐长，她才明白其中的意义：“有时感觉外面一些谈论林徽因的书刊‘离她甚远’，她当然是一个精彩的人物，但肯定不是什么女神，而是有血有肉、非常接地气且烟火气十足的一个人。” 2024年，为纪念林徽因诞辰120周年，于葵根据家族留存史料撰写了《山河岁月：回望林徽因》一书，她想把真实可靠的史实告诉真正关心林徽因的人，林徽因最可贵之处正在于她的“真”。于葵写此书时，觉得唯其如此，才对得起外婆。书中引用了一部分林徽因的英文书信内容，在为这本书担任责编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一珂感觉这批英文书信极有价值：“无论对于研究林徽因还是研究抗战史或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都是一套珍贵且独一无二的史料，如果它们不存于世，也就罢了，既然还在，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出版。” 于葵对翻译编辑出版这些书信也颇有些顾虑，“这些信件毕竟是外婆和朋友以及闺密的私人通信，尊重前辈们的私人空间的同时，我也深受外婆那些‘掏心窝子’的话语的触动，也正是因为这点，写作中我感到这批信件的分量之重，它们的真实性无可比拟，别人再怎么替她说，不如去听听她自己怎么说”。 由于历史原因，费正清夫妇回复林徽因、梁思成的信件绝大部分未能保存，现存只见零散数页费氏夫妇自己的誊录，而无法成为一段频繁来往的历史性书信记录。“不然，两相对照，一定很有意趣。”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林徽因绝大部分手稿(包括文学、建筑代表作及大量中文书信)也未能保存，现存少量中文手稿亦零散不成系统。 幸运的是，林徽因与梁思成写给费慰梅、费正清的英文书信手稿在费慰梅整理下得以完整保存至今。从长篇打印稿到巴掌大纸片上的寥寥数语，包括那些李庄时期随手“涂写”的粗糙纸片，都被费慰梅装订成册。为保留林徽因的信件，费慰梅还多次将这批书信誊写。 在为书信出版做编辑、校对的过程中，王一珂时常被林徽因蓬勃的感情以及勇敢直率的表达打动。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公开发表的悼念都克制内敛，但是面对朋友，她表达了真实的思念，称他为“最亲爱的故友徐志摩”，认为“他所做的、所为之奋斗的事业远比他讲的要多得多”，坦言“在那些左右逢源、明智理性的人中，他是一股清流”。那些在战争爆发后，仍追求享受和个人地位的文化名人，林徽因直言不讳地表达了批评。当费慰梅抱怨丈夫总忙于工作，她又用自己的婚姻为例子悉心安慰知己，坦诚说出从恋人变为夫妻后感受的区别：“作为妻子的爱比作为恋人的爱要更严肃，后者处于热恋状态，自然会觉得自己飘飘然走在开满玫瑰花蕾的天堂之路上。” “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身边的朋友都爱她，乃至依赖她，在于葵看来，林徽因的魅力当然在于她丰沛的知识与思想，但不大被外界关注的，是她待人的真诚、热忱以及无微不至的“长姐”之风。林徽因是家里的长女，在她8岁时，父亲林长民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任妻子生下4个儿子。复杂的大家庭里，林徽因从小就明白，有些事无法非黑即白地对待，她一面安抚备受冷落的母亲，一面帮忙照顾同父异母的年幼弟弟们。有一次三弟林恒发高烧，她抱着2岁的他，在廊子下面转悠了整整一夜。于葵感慨：“用今天的话说，外婆也是从小被锻炼出了‘高情商’。” 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北总布胡同3号院的“梁家下午茶”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公共空间”“周末好去处”。聚集了一批对文学、艺术和学术有兴趣的文人、学者，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经典记忆。女主人林徽因当然是其中的核心，梁再冰对于葵回忆说，“林徽因最美的时候就是她说话的时候，充满激情，神采飞扬，每个话题她都有自己的见解，但别人关注她的时候，她也同样关注别人，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 正因如此，亲朋好友一遇到事就找她拿主意。有一次，沈从文和妻子闹别扭，妻子一怒回了苏州娘家，他找林徽因倾诉整整一上午，林徽因告诉费慰梅，自己“煞费苦心地同他交谈，骂他，劝他，与他讨论生活极其曲折，人的天性极其动人之处和遗憾之处”，末了还借给他钱买车票，去苏州找妻子面谈。林徽因是梁林两家弟弟妹妹们的长姐和长嫂，也是尽责照顾家人的主妇，人最多时，林徽因家中甚至接纳了十几位亲友同时住宿。梁思庄是她的小姑子，也是她的挚友，梁思庄丈夫去世后，梁思成与林徽因将她和女儿接来北总布家中同住，弟弟林恒也曾跟在她身边。人们习惯关注在前厅热情招待每一位朋友的她，鲜有人看到不时奔向后院处理大事小情的她。林徽因给费慰梅画过四合院的床铺图，还调皮地招呼好友：“请预订梁氏招待所。” 林徽因说：“早年的家庭争战已给我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以致如果其中任何一丝残痕重现，就会让我再次陷入过去的厄运之中。”她偶尔也羡慕费慰梅嫁了个独生子，不必像自己这样，常常“一睁开眼就陷入了更为棘手的家庭纷争”。诸事繁杂，信中也看到心力交瘁时她向密友倾诉。 厄运很快便来了，却再也不是家庭纠纷那样简单。1937年，“卢沟桥事变”在林徽因的人生中画了一道分界线，她永远告别了北总布胡同3号的优裕生活，先到天津，再去青岛，随后辗转至长沙、昆明，最后搬迁到四川李庄，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颠沛流离。在日机对长沙的一次轰炸中，炮弹就落在距离他们临时住房大门十五码的地方，她和梁思成各自拎起一个孩子往楼梯跑，还没来得及下楼，炸弹就炸了，林徽因被抛到空中，手里还抱着梁从诫，从二楼被抛摔到地上，竟然还能完好无伤。他们奔向防空洞时，又是一轮轰炸，炮弹落在身边，他们心想这回躲不掉了，“宁愿靠拢一点，省得留下几个活着的人去承受悲剧”，所幸这颗炸弹没炸。 即便如此经历，林徽因仍然说，“不会失去勇气，在极度悲观的情况下，我们仍怀抱昂扬的希望”。一路上，他们乘坐“各种材料、也不知什么年代”生产的破旧汽车，有时十几个座位竟然塞进近30名乘客。这样逃难的途中，她那双建筑师的眼睛也没有停止发现美，她指引孩子观看“玉带般的山涧，秋日赤红的枫叶和洁白的芦苇，天上自在飘浮的云彩、古老的铁索桥”和渡船。 走到湘黔交界处的晃县时，她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发起高烧。因为大批军校学员和几班大巴旅客滞留，到处住满了人，即将露宿街头时，幸亏几个空军学员腾给他们一个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发烧41度，旁边隔一个小门板，另一边就是小酒馆，满口脏话的赌徒、当地娼妓、运输司机、山东口音的大兵聚在一起喝酒、赌钱，他们的话飘过来，被林徽因记住，后来生动地写给费慰梅。于葵感慨：“在那样艰苦无助的日子里，重病高烧之中，她还有心去品味复杂的人生，用她那优美生动的语言记录下来。” 卧病几天，林徽因才刚刚退烧，一家人就又匆匆上路，结果破旧的长途车半夜抛锚在了荒山山顶。12月下旬的深夜里，林徽因拉着两个孩子的小手不停来回走动，借此暖一暖几乎冻僵的身体。“前一天她才退烧，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于葵推断，正是这番折腾，让她本已病弱的身躯遭受重创，在昆明，特别是到了李庄病情总暴发，林徽因彻底躺倒了。 一路奔波逃难，她也不再是北京四合院中高朋满座的沙龙主人，而是支撑家庭的妻子和母亲。梁氏一家在昆明住的房子如今仍在，见到其中一间曾被标为“林徽因的书房”，于葵参观时看到了，立刻打电话给母亲：“林徽因有书房吗？”梁再冰回答：“哪有什么书房，她都在厨房！” 那时候，林徽因常常一个人背一个大背篓，把一家人一周的菜在赶集时全背回来。上有老，下有小，她不得不放弃很多文学艺术的创作，来支撑这个家。在李庄时，孩子们穿得就跟狄更斯小说里的流浪儿一样，所以她要缝补那些已经补到不能再补的衣衫，她说，这似乎比让她写一章宋辽时期的建筑史还困难。她仍然在坚持和费慰梅通信，尽管“在现实面前，感情成了一种奢侈，但它不该泯灭在仅存的一线蓝天和敌人的炸弹之间”。 “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 昆明郊区的龙头村，梁氏夫妇有过一段短暂的安稳日子，晃县小旅馆里结识的空军学员成了家中常客。战争开始时，林徽因几次对费慰梅说，不甘心“只是枯坐在这儿”，“必须为信仰而战，以便循着我们足迹的后来者可以享有安定的时代，成就一番事业”。林徽因说起他们结识的这批空军学员，她说既然自己不能上战场，那就要尽她所能给能上战场的空中英雄们一个家。于是这些学员成了梁家的亲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将他们视作弟弟，梁再冰和梁从诫唤他们为舅舅，后来，他们还作为名誉家长参加了这些小伙子的毕业典礼。 除了照顾家人，最让梁思成、林徽因操心的就是1930年在北平创立的中国营造学社，所幸学社几位重要人员逐渐在昆明聚齐，抢救古建的工作继续展开了。长久以来，林徽因都是营造学社的重要成员，遍踏荒郊野外艰辛考察，却属于不拿薪水的“编外”，如同当年拿不到建筑学位一样，既无名也无分。 16岁和父亲游学欧洲，林徽因便已经将建筑选定为自己的专业。可是那个时代，在西方，这一职业也未能接受女子，中国更是尚无建筑这一学科，建筑仅被看成劳作之事，官学儒生不屑与匠人为伍，与女子更是毫不沾边。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林徽因仍立志成为一名建筑师，为中国带回一门新的学科，孤身闯入当时还属于男人的世界。“她有‘逾矩’的胆识，放在今天，可以叫思想先锋吧。”于葵说。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只能迂回“斗争”，以美术专业进门，再“曲线救国”选修建筑课程，毕业时获得美术学士学位，之后又到耶鲁选修了舞台美术课程。2024年，宾大将这个迟到近百年的建筑学士学位追授给了林徽因。“我们今天推崇的跨学科，林徽因在百年前就已先行实践了。”王一珂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所以《林徽因全集》与任何名家全集都不同，分为建筑、美术、文学三个板块。 梁思成进入建筑行业，也和林徽因有关。当年他从清华学堂毕业正在为出国留学做准备，当他听到林徽因对建筑学专业富有新意的描述后，立刻意识到这门专业正是自己所擅长与追求的，建筑成为他们一生的事业和纽带。 战争中，贫困交加的林徽因在李庄病榻上写下了四万多字的《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谈战后重建，它几乎是当时最新的建筑需求与理念。那时，全世界建筑师都在考虑战后重建以及城市规划等问题，身处偏僻乡下的林徽因与世界同步。梁再冰说：“我妈妈当时病得要死了，可躺在床上，她想的还是抗战后中国怎样建设，甚至怎样为低收入人群建设廉租房。” 战后回到北平，为了创建清华大学建筑系，重病的林徽因几乎拼尽全部气力。吴良镛回忆清华建筑系初创的情景时曾感慨：“林先生对这个系的成长操心最多”，“她躺在床上，把一个系从无到有地办起来，虽然经常卧病，她却能运筹帷幄，她是一位事业的筹划者、指挥者，能协助我们解决颇多难题。可惜，这些并不十分为人所知，教师名单中并没有她的名字”。 身为“梁思成太太”，投入诸多考察和学术研究并做出重大贡献，却没有头衔也没有名分，这是林徽因一生学研生涯的常态，她不计较，愿做“幕后英雄”，与同人或晚辈分享自己的思考和成果，也不求回报。 中国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是营造学社的年轻成员，他后来对梁再冰回忆，那时自己年纪尚轻，不知道怎么深入这个领域，是林徽因手把手耐心指导，为他选择入门书籍，甚至告诉他最好从哪一行看起。被誉为“敦煌女儿”的常沙娜也是林徽因的学生，那时，林徽因已经长期卧床，她在病床上支一张小桌，稍有力气了就写写画画，把学生叫到跟前，给他们授课。常沙娜21岁设计的中国首块国礼丝巾，就是在林徽因的指导下完成的。 她一生挚爱她所选择的建筑事业。就在文章开头所说的那个1935年的冬日下午，林徽因写给费氏夫妇的同一封信中，她曾许下一个小愿：“亲爱的正清，终有一日我们会在某个地方重逢，对吗？你知道，我想那时我已步入暮年，为了能更好地做些工作，我应该会远离世人和琐事。” 所幸，1942年费正清被派到中国工作后他们又再相见，可是，她未曾如愿走入她所期望的真正暮年，更未能“远离世人琐事”。1955年春，林徽因由于病情急剧恶化被紧急送往同仁医院。就在此前不久，知道自己已经时日无多，她为了挚爱的古都北京，为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仍然一次次拖着病弱的身子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命运没有给她更多时间。1955年4月1日，林徽因离世，年仅51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写着：“建筑师林徽因墓。” 《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第36期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编辑:王琴】